张力奋 摄
时隔四年半，许知远再次来到复旦大学。一样的空间，一样的主宾，一样朗读了自己新写的文字片段。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注意到，两次与学生交流他都提到了“人生的偶然性”。这一次，他对偶然中的必然，有了更为清晰的描述。
写梁启超：
一种复杂的“养成”关系
2013年，许知远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，在伯克利大学度过一段他称之为“无所事事” 的时光，却在异国的书店里，与一张黑白照片猝然相遇。
照片上的人是梁启超。许知远觉得他鼻正口阔，眼神坚定，异常英气逼人。这一眼，最终让一个盘桓心头多年的模糊愿望有了具体的方向。那些年，已经小有名气的记者许知远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表达，面对现实的诸多困境，他渴望用更加系统性的历史写作追溯源头。梁启超成了那个能承载他探寻近代中国的最佳载体。那次对视两年后，2015年秋，他在电脑上敲下梁启超传记的第一行字。
十年过去，也是秋季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座无虚席。许知远坐在台上，与他对谈的张力奋教授，曾在他为FT中文网写专栏时密切合作，是时任总编辑。
两卷完成，新修订的第一卷也重新出版，故事却刚刚展开到梁启超的前半生。许知远自嘲这种计划失控的状态，本来以为是一段“美妙的恋情”，最终逐渐走向“漫长的婚姻”。
张力奋熟悉许知远这种感性的本能，他的好奇在于：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传主共存十年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张力奋送给许知远一双“复旦牌”人字拖。 刘璐 摄
许知远想过这个问题。他觉得像一种复杂的“养成”关系。43岁写出第一卷时，书里的梁启超才25岁；49岁写完第二卷，他刚30岁；在预计明年写完的第三卷中，梁启超39岁，而许知远即将50岁。这个过程中，两个人的年龄逐渐接近，直到抵达许知远设定的目标——56岁的时候写完最后一卷，梁启超56岁去世。一方面，梁启超作为一个古老的、伟大的灵魂，在遥远的时空里迅速成长。与此同时，许知远又在自己的笔下，等待他慢慢向自己的年龄靠拢。
他坦言刚开始并不很理解梁启超，但随着卷入越来越深，似乎越来越能够理解——也可能是误解。但不论如何，他相信梁启超那代人值得被不断书写。7年之后，当他们的人生终于重合，许知远很期待那个56岁的自己写完第五卷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内心会是什么感受。
第一、二卷已出版。 张力奋 摄
许知远喜欢梁启超身上高度的直觉和创新性。1898年被迫流亡，突然被抛入陌生的环境之中，梁启超很快就通过办报去理解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，又能同时借鉴西方的思潮。哪怕带着很多创造性的误读，他也可以把这一切融入自己的思想血液。作为报人，许知远认为梁启超的写作速度甚至比阅读速度还要快。梁启超具备一种快速表达新观念的能力，以及惊人的共情能力，他擅长利用自己建构的网络与人传播、互动。
尽管写的是个人传记，但真正激发许知远兴趣的，正是那张巨大的时代网络。它不是一个孤独的中国思想者在书斋中写作，而是一个人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情绪里，多层次地与世界交往，感受历史的巨变。那个网络是如何运转的？梁启超与同时代的各种人之间，有怎样复杂的关系？一个人如何卷入自己的时代，在种种不可能中创造某种可能性，在不可测的危险之下，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？许知远更希望花笔墨去解答这些问题。
做《十三邀》：
一杯不断变化的鸡尾酒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几乎同时期开始主持《十三邀》，也与书写梁启超同源异流。梁启超是现代传记的倡导者，从《新民丛报》时期就开始试图用传记的方式影响日本社会。许知远回忆，最初接受制片人李伦的邀请，也是期待通过每一期视频节目，讨论一个人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有什么关联，讨论性格与时代际遇的关系。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的话说，这个节目是“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寻找自己”。许知远不希望这只是一个文化节目或者一个思想实验：“可能威士忌很好喝，或者茅台也很好喝，但我们希望它是丰富的，是一杯不断变化的鸡尾酒。”
谁能进入《十三邀》的视野？许知远承认个人的好奇心是一个重要驱动力，团队一直很尊重他对一个受访者是不是真的有兴趣。相比名声和成就，这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是许知远更看重的。他例举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那一集，笑称自己尽管从来看不懂《中国思想史》，却“惊为天人”。而葛兆光早年的贵州经历，和他突破传统政治史观看中国、看世界的新想法，尤其激发了许知远强烈的兴趣。
《十三邀》访谈葛兆光。视频截图
十年《十三邀》，给许知远带来微妙的改变。他感觉现在容易跟现场“打成一片”了，曾经那种读书人莫名的骄傲，已褪去很多。即使内在可能还是骄傲的，他也愿意努力融入环境。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，他越来越意识到人生是一个整体，人的成长不仅依靠眼睛。“我们有时候通过手来思考，有时候通过脚来思考，如果懂得更多表达的语言，比如音乐、体育，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。”他记得前段时间跟姚明讨论篮球，姚明告诉他，篮球只有三个动作：运球、传球、投篮。好比三个音符，却能在球场上编排出无数花样。他拍着大腿说：“我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问题呢？”
当媒体人：
以描述世界为业
如今回想，上世纪90年代刚进北大读书的时候，学校里卖5块钱一本的旧杂志塑造了许知远对新闻业最初的兴趣，从此产生应该做一些相似事情的念头。他被亨利·卢斯描绘的记者使命感击中，雄心勃勃地认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，一个国家和外部世界发生新碰撞的故事，需要有人来描述。一名新闻记者、一名编辑，就是风云变化的时代中给出坐标、做出描述的人。在许知远看来，梁启超、胡适、陈独秀这些人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体人，他们通过报刊、杂志启迪大众，真正点亮了整个社会。
许知远上一次来复旦，是四年半以前。 刘璐 摄
“我始终觉得媒体人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者、教育者，价值的捍卫者，陌生世界的体察者。”许知远这段话被张力奋戏称为“新闻传播专业的招生广告”。距离许知远上一次到复旦演讲，时间相隔四年半。一样的空间，一样的主宾，这一次，他显然成了更大程度上的“流量明星”。张力奋观察，这些年许知远变得积极向上了很多。许知远表示这也是一个自我说服的过程：“在一个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时代里，我觉得反而需要有一些确信的态度。”
巧合的是，两次与学生交流，许知远都提到“人生充满了意外”。他直言自己是计算机系的“逃兵”。这种叛逃到底如何能支撑他走到今天？许知远给出了一个自认为“真的很滥俗但是很准确”的理由——找到你真正的冲动所在。
许知远再访复旦。张力奋 摄
人生的某个选择可能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决定的。就像学一个舞蹈，动作引发动作，言语激发言语，每一个具体的行为塑造了最终的你。在书写梁启超的过程中，许知远也常常因为艰难痛苦想要放弃，但他心里总有一个冲动——不管写完是什么样子，不管书能不能卖出去，完成这件事的冲动超过一切。他说：“可能自始至终，我也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，但可以欣赏到一个伟大的灵魂，可以知道他用那么多姿多彩的方式和那个时代发生互动，这过程对我来说就变得很喜悦。”
近期许倬云、珍·古道尔相继离世，引发了一波对《十三邀》访谈的重新讨论，令许知远和团队同事感到欣慰。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共同文本。”许知远用一贯的坦率语气说，“这个节目已经拍了十年，我吹个牛吧，如果拍20年、30年，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本，并且是多领域、多年龄阶段、多国籍的。把《十三邀》变成一个跨文化的共同文本，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强烈的冲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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